预估游客人数: 10000人 12000人 13000人
您当前的位置:主页 > 品味古城 > 文化古城 >
走近“聊城七贤”(刘洪山)
作者: ssgctrip.com 来源:ssgctrip.com 发布日期:2017-09-23 13:15 查看次数:
 编者按:前不久,我市《古城保护与改造工程修建性详细规划》修订通过。计划恢复的历史建筑中,“七贤堂”项目令人振奋。因为,作为在北方传播王阳明“心学”的重要人物,明代东昌七贤祠供奉的七位贤良对今人仍有着比较深刻的启迪作用。为展现“聊城七贤”风貌、品格,我们撰写了系列文章《走近“聊城七贤”》。
(一)七贤祠,北方心学圣殿
  在熟悉聊城地方史的人们心目中,曾经坐落于万寿观西约100米处的七贤祠,是一个令人仰望、崇敬的所在。
      清康熙《聊城县志·卷之三·人物志》记载:“郡城旧有明儒三先生祠,祀王文定道、穆文简孔晖、孟清献秋,太守岳和声复置汝训主并逯给谏中立、茌山张宏山、后觉赵素衷维新主并词,称‘七先生祠’云。”这是关于七贤祠的较早史料。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:明朝晚期聊城境内曾有“三贤祠”,供奉的是王道、穆孔晖、孟秋三位先生;万历四十三年(1615)至四十五年间担任东昌知府的岳和声,增加供奉了王汝训、逯中立、张后觉、赵维新,从此始有“七贤祠”之名。
      “槁项黄馘”,是著名藏书家杨以增对这七位贤良曾经作出的描述。这几位颈项枯槁、面黄肌瘦的先生,为什么能够备受尊敬,让后人专门建起祠堂来供奉、纪念他们呢?查阅史料不难发现,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品格:都是德才兼备、为官清正之人,屡遭贬斥仍坚守正义、安贫乐道、提携后进。其高贵品格,成为当世的一种精神高标。
      这七位先生还有一个共同点:在学术思想上,都尊崇王守仁的“心学”。我国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王守仁,世称“阳明先生”,是明弘治年间的进士,官至南京兵部尚书。在学术上,先习朱熹理学,转而研读佛老,再后研究发展了南宋理学家陆九渊“心学”学说,与程朱理学对立。针对程朱理学行知脱节的学风,他的学说力倡“知行合一”,在明中叶至明末得到广泛传播,风行逾百年。现代历史学家钱穆评价他是“明代学者重镇,宋明理学的高峰”。
       “聊城七贤”对“心学”的研习,使他们在为人与治学等方面,形成了重志节、重事功、重实践的鲜明特点。其中,王道、穆孔晖都亲自师从王守仁,王汝训是穆孔晖的学生,张后觉则跟从王门弟子颜钥、徐樾学习,孟秋、赵维新又都是张后觉的门人。凭着他们的影响,在“心学”传播欠广的北方,聊城独树一帜成为主要基地之一。
     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、史学家黄宗羲全面论述明代学术的《明儒学案》一书中,《北方王门学案》共记述7人,说他们“始兴阳明学于齐鲁燕赵间”。前三名,就是穆、张、孟。
      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,给僵化理学注入生机的“心学”通过七贤传播到聊城,成为造福后世的一种大幸运:处处书院相继建起,四方学子汇集东昌,弃旧图新,研习“心学”;紧接而来的是文运大兴、鸿儒鹊起。
      明清两代,山东的进士、状元人数在北方遥遥领先,而聊城又名列山东前茅,不难从中寻到“心学”影响的原因。在清朝,人们对七贤的崇敬仍是有增无减:道光年间,知府朱锦琮改祀七贤于启文书院,又增祀邓钟岳为八贤;“光绪壬辰又增孝毅先生朱学笃牌位於旁”。时至今日,不少聊城人心中仍对七位先贤怀有深沉的敬意。
(二)王道:智愚之间
  荣中进士、深受器重、不断被提拔,却多次辞却任职,杜门讲学,不涉公府——在不少当代人眼中,这样的人简直与傻子无异;但在当年,这个人却有着“圣人”之誉。他就是“聊城七贤”之首——王道。
      王道,字纯甫,谥号文定,约生于明弘治初年,武城人。当时,东昌府辖“三州十五县”,武城是十五县之一,隶属临清州;所以,东昌人就把他作为家乡先贤来崇祀。
      据《明武宗实录》、乾隆《临清直隶州志》、明嘉靖以及清乾隆《武城县志》记载,王道“少颖悟不凡”,十八岁就乡试中举。正德六年(1511)中进士,选为翰林院庶吉士。当时,山东盗贼猖獗,为了赡养避难江南的祖母、继母,王道努力争取,坚决地辞了职。次年任应天府学的学官,又“乞奏”赡养老人。后来被提拔为吏部主事、员外郎中,负责选任、考核官员,“选法公平,门无私谒”。后又被辅臣推荐,升任左春坊“谕德”之职,掌对皇太子的教谕。不久,因病归家。在家十余年,他“杜门讲学,足不涉公府”,“性恬淡夷旷,慕邵雍、司马光为人,而笃志力行实允蹈之”。嘉靖年间,被升为南京国子监最高官职“祭酒”,“科条严肃”,“士类歙然宗之”。不久,又因病告归。被荐起用为南京太常卿后,历任北京国子监祭酒、礼吏二部侍郎。去世于任上,被追赠为礼部尚书。
      由于曾在南京任职,王道得以直接听取王守仁讲学,接受了王氏“心学”学说。据明万历二十二年版《东昌府志》等史料记载,王道“精择强记”,深研程朱义理之学、儒家经典,崇尚平实简易之学。同时,还能够不受“世俗拘挛”,不标立门户。他的《大学亿》《老子亿》《顺渠文录》等著作,独有所到,“持论多前儒所未及”。
      深受朝廷重视的王道,数次辞职,让今人颇为不解;但探究一下当时的政治形势,便可以约略知道个中就里:当年,朝廷不明,严嵩专权,一向刚正的王道,同众臣僚一样对严氏父子十分不满。为了不同流合污,在高官厚禄与道义正气之间,他总是选择后者。
  王道为人为官高洁,颇负盛誉。就连横行当时的严嵩,受命为王道撰写碑志时,也不得不称赞他“端教表率人才,期于俗变风美,入官虽久,自奉如寒素”,“而柄用以福生民、利国家”。在民众心中,王道更是受尊崇到被“神化”的地步。家乡人会在其画像前烧香祈祷,祈求平安。在今人看来,此举似乎荒唐;但公众这种行为里蕴含的对光明公正、幸福安定的殷切期盼,对当今却有着意味悠长的启迪作用。  
(三)穆孔晖:长揖之勇
  位列七贤之二的穆孔晖,深印在人们脑海中的,当属不屈从当道宦官刘瑾(明正德年间),别人伏谒而他仅是长揖的形象。长揖,是一种古礼,长幼尊卑之间皆可用。穆孔晖正是用它,在跪拜刘瑾的一片官员中,造就了自己不屈从的姿态和人格。
      穆孔晖字伯潜,号玄菴,谢世后谥号文简,明成化十五年(1479)出生于当时的堂邑县(属今东昌府区)。这让人觉得,如此令人景仰的这位先辈,离我们是如此的切近。
      穆孔晖自幼颖悟,沉静端凝,弘治十七年(1504)举山东乡试第一。这届考试,由王守仁主持,穆孔晖深得赏识。弘治十八年(1505),穆孔晖考中进士。正德二年(1507),他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,获授“检讨”之职;正德四年(1509)参加了《孝宗敬皇帝实录》的编纂。这期间,穆孔晖“遭遇”了宦官刘瑾。
      “正德间,宦官刘瑾揽权,卿佐皆伏谒跪,唯孔晖与安阳崔铣长揖。瑾怒,发矫旨”,诬孔晖“未谙事体,令量调外任”。不久,刘瑾事发被诛,穆孔晖得复原职。这是明版《东昌府志》的记载。
      正德七年(1512),穆孔晖升任南京国子监司业。后至翰林院,改任作为皇帝顾问的“侍讲”,以自己学经所得对皇帝恳切规劝。嘉靖元年(1522)主持了顺天府(今北京地区)的乡试。嘉靖四年(1525)参修《明武宗实录》后,升任左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学士,深受同道尊崇。嘉靖九年(1514)为嘉靖帝讲经书时,他取《孟子》最后一篇,献言指切时弊,建议任用正直之人、广泛听取意见,“闻者伟之”。嘉靖十三年(1518),穆孔晖“以疾致仕归”。居官三十年,“老家茅茨仅蔽风雨”。
      在南京时,穆孔晖多次聆听王守仁讲学,成为王守仁心学在山东的重要传播者,对后来的心学学者有一定的影响。穆孔晖的学术思想,基本上继承了王守仁的良知说。他认为心学的精华应是“空”和“寂”,掌握了心学,则能“随应随寂,如鸟过空,空体弗碍”,外物就不能给人以干扰,也就能达到至高境界。
  穆孔晖一生著述颇丰。重要著作有《读易录》《尚书困学》《游艺集》《大学千虑》《玄庵晚稿》,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史学的著作,如《前汉通纪》《读史通编》等。穆孔晖墓位于今堂邑镇北张庄南,“文革”期间遭到破坏。现在,仅存有石门、墓志铭等石刻了。  
(四)孟秋:固穷之荣
  位列七贤第三的孟秋,生于明嘉靖四年(1525),字子成,号我疆,谥号清宪。祖籍茌平,世居阳谷张秋。他虽曾官至五品,但一生始终贯穿着一个“穷”字。   
      据明本《东昌府志》记载,孟秋“自幼凝重端淳,读诗书即通大意,不为训诂所束缚”。接触到张弘山,听他讲阳明之学后,孟秋十分向往,“执弟子礼受业,发愤慨慕修”;然而“家贫甚”,于是就“撤屋瓦鬻之,以供膏薪”。   
  隆庆六年(1572),孟秋进士及第,授任昌黎知县。因用自己的俸禄供养贫寒,一直十分拮据。万历五年(1577)调任“大理评事”,“贤声大著”,但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   万历七年(1579)迁职,督视山海关。这是一个可以借“出入关禁”之权大得好处的“肥差”;但他不仅不从中渔利,还因为认真得罪了人,最后竟因流言被贬,索性罢官归乡。归乡时,孟秋与妻儿驾一牛车,无一件值钱行李。有人讥笑他“昔镇是者黄金满载,身名俱享;今自苦如此,而不得安其位”。   
      归乡后,孟秋依然故我。“陋巷箪瓢,若将终焉”。他兄弟共处的房屋“不蔽风雨”,唯有大批书籍堆置房中。   
      万历十二年(1584)重被起用,五年后升“尚宝寺少卿”,卒于任上,“卒之日不及殓”,“穷”至临终。   
      然而,在另一面,人们却能发现孟秋精神上的“富有”:《道脉说》《大道吟》《气志吟》……这批慷慨深沉的著作,是他的另一种“财富”。“黄金满载非吾愿,白手还家未足羞。独来独往原自我,浩然天地一虚舟。”“丈夫自有经纶事,物外逍遥亦放心”。这些诗句,是他内心充实、恪守品格的写照。   
  孟秋心中这种深厚、强大的正气,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以坚守良知、积极行动、严于律己为特征的心学。在心学方面,孟秋强调良知的“先天性”和“显在性”,主张发现良知并付诸行动。在学术上,他与同时的河南著名学者孟化鲤十分投合,被后人称为“冰壶秋月,两相辉映”的“二孟”。  
(五)王汝训:志节之守
      在今天的东昌府区沙镇王楼村东南约三华里处,田野里静卧着几座石刻。属于“聊城七贤”之一的王汝训,墓地就坐落在这里。当年颇具规模的墓地,如今只剩下这几件石刻了。但是,王汝训因其性情耿介、个性鲜明,在当地至今被口耳相传,深印在人们心里。
      王汝训生于嘉靖三十年(1551),字师古,号泓阳,谥号恭介。青年时期师从穆孔晖,深得王守仁“心学”要旨,学业大进。
      隆庆五年(1571),他考中进士后担任了元城(今河北大名)知县。赴任前将资产分给乡里贫穷亲故,仅留薄田数亩。在任内,他果断处理历年积案,一伙盗贼以为他收了好处才这样果断,趁夜潜入他居室偷窃。汝训发现,将钥匙交予贼人开箱查看,贼人只见破衣散钱和几袋粮食,纷纷叩头谢罪。
      万历五年(1577),王汝训升刑部主事,后改任兵部主事、给事中。此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陈与郊,仰仗首辅、次辅,横行朝野。王汝训挺身而出,抗疏数其罪,进而对斥责当朝时政“默默者显,谔谔者绌”。结果被调南京。
      陈与郊死后,王汝训又入京担任了掌礼乐郊庙社稷的太常寺少卿。皇帝有违礼之处,他便“极谏”。后升太仆寺卿、光禄寺卿。万历二十一年(1593),又升都察院佥都御史,掌监察弹劾官吏。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王汝训“进右副都御史,巡抚浙江”。巡按御史彭应参,也以刚强耿直著称。二人志向相同,合力锄霸安良。当时,浙江乌程县老尚书董份、祭酒范应期等横行乡里,民怨沸腾。王汝训与巡查路经此地的彭应参传书乌程知县张应望,弹劾应期,要求严加审处,结果应期畏罪自杀。其妻吴氏恶人先告状,上朝向万历帝“诉冤”。万历帝偏听偏信,谴责吏部都察院用人不当,竟命撤销王汝训职务,削职为民。
      此后,王汝训在家乡度过了十五年时光。其间编著《东昌府志》二十卷,为聊城地方史奠定了基础,立下了不朽之功。
  万历三十七年(1609),王汝训被召任南京刑部右侍郎,后到掌管营造工程事项的工部“署部事”。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了,王汝训耿介依然。当时,太监擅权,“兴矿税”榨取民脂民膏,“汝训屡请废帑佐工”。有时太监手执奏章相胁,请求划拨工程款,王汝训也坚决不予,结果“节冗费数万”。次年五月卒,赠工部尚书。
(六)逯中立:卑位之刚
      “四进士文章贻世业,三能官华国绍宗风。”过来的这个春节,聊城市区一户逯姓人家贴出的春联,至今令很多见到的人兴致勃勃。每当有人询问,主人会很自豪地说:“四进士”、“三能官”,指的都是古代逯姓人中有成就的人。“三能官”之首,就是当时的聊城县人逯中立。称赞他是“能官”,是因为他为人正直,敢作敢为,有胆有识。
      逯中立,字与叔,号确斋。万历十七年(1589)进士,官至“兵科给事中”,仅为七品。然而,由于所任职务,更由于“遇事敢言”的品性,逯中立多次置个人得失于不顾,刚直奏议。其中,因为直言,他“一忤旨停俸,一见忌辅臣,一被贬外授”。三次挫折,在后人眼中,成为他人生中的三大亮点。
      所谓“忤旨停俸”,是说万历二十一年(1593),吏部左侍郎赵用贤被冤屈免职,高攀龙等五人上疏求救被贬谪,逯中立于是奋起抗疏。结果被认为“不顺从旨意”,罚停俸一年。而“见忌辅臣”,是说逯中立升“兵科给事中”后,恰逢“有诏修国史”,重臣王锡爵举荐他的门生刘虞夔为“总裁”。因为刘虞夔曾“受劾罢官”,很多人认为不妥。逯中立反对尤甚,因而“冒犯”了王锡爵。最后,虽然召用之令被撤销,但逯中立却招致“见忌辅臣”,即不准再见辅佐朝廷大臣的打击。所谓“被贬外授”,是指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“吏部郎中”顾宪成因故被削籍,“给事中”卢明诹上疏求救,也被贬秩。于是,逯中立上言建议,应明辨操行纯正之人。结果触怒皇上,被贬为陕西按察司知事。
      被贬后,他干脆称病辞职归乡。在聊城,逯中立“家居二十余年,安贫乐道,于易学尤邃”。这期间,他还与顾宪成、高攀龙、邹元标、冯从吾等讲学于东林书院,“远近负笈从者甚众”。他的门生耿如杞等,均得其宗旨,成为栋梁之材。逯中立去世后,高攀龙、冯从吾等洒泪“为文以祭”,他的学生们都身着重孝治丧。明光宗时,追赠他为光禄寺少卿。
(七)张后觉:精进之成
      七贤中,张后觉职位又低,又未亲受王阳明之教;但他在延传心学方面的功绩却不可小觑。
      张后觉,字志仁,后学尊称其为“弘山生先”。茌平人,生于明弘治十五年(1502)。北方阳明心学的流传,主要有两个分支绵延于明代中后期:一支是王守仁—刘魁—尤时熙—孟化鲤—张信民、吕维棋—冯奋庸,流传地主要在河南洛阳一带;另一支是王守仁—颜钥、徐樾—张后觉—孟秋、赵维新,流传地主要在聊城一带。清代著名学者黄宗羲所著《明儒学案》,“北方王门”仅纳三人,张后觉及其学生孟秋均列其中。
      张后觉在心学传承方面有成就、有贡献、有影响,跟他的好学不怠大有关系。据《明史》载,张后觉“早岁,闻良知之说于县教谕颜钥,遂精思力践,偕同志讲习。已而贵溪徐樾以王守仁再传弟子来为参政,后觉率同志往师之,学益有闻。”另据史料记载,他还曾受业于心学的另一支传承者尤时熙。
      后来,他担任了华阴训导。在任期间,恰逢地震,受命代理县务,救灾扶伤,深得民心。离职归乡时,“士民泣送载道”。
      东昌知府罗汝芳、提学副使邹善,与张后觉十分契合。邹善为他建了“愿学书院”,吸引四方读书人向学习;罗汝芳也建了“见泰书院”,时常与他切磋学问。而张后觉“犹以取友未广,北走京师,南游江左,务以亲贤讲学为事”。
  不懈的进取,使张后觉学问日进。有当代学者认为,张后觉创建起了“以良知为本体,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良知”的“良学”体系。学术上的造诣,也使他影响益广、声望渐高。当年,“凡吏于其土及道经茌平者,莫不造庐问业”。他的门生赵维新(也是七贤之一),将先生所言汇编成《弘山教言》,其影响更深地渗入学生心中。隆庆五年(1571)的状元张元忭,曾拜访他的门生孟秋,一天的交谈之间,孟秋十几次引用到老师的话,令张元忭感慨不已。在孟秋推荐下读过《弘山教言》后,张元忭不禁赞叹:张后觉在学问方面不玄远、不牵强,真正得到了心学要旨。  
(八)赵维新:乡野之雅
      前不久,陕西省西安市市民孔德文先生联系到本报,说他家传的一套“字中有画”的奇特“字画”,在收藏界引起了重视。因为这套作品的作者是“聊城七贤”之一的赵维新,因而更具价值。由此可见赵维新在历史上的地位。
      赵维新(1525—1616),字文野,号素衷,茌平人。他在心学传承方面的两大贡献,一是将老师张后觉的言论辑为《弘山教言》,成为当时的学者学习心学的“经书”;二是著出《感述录》六卷、《感述续录》四卷,体现了他作为北方阳明后学重要人物对中国哲学的融合与创新。
      据《明史》载,他二十岁时师从张后觉学习“良知之学”,得良知学要义。后应东昌太守李瀛阳之邀,讲学东昌,“信徒益众”。考取“岁贡生”后,做过“长山训导”。50岁时,他将与张弘山所谓师生问答辑成《弘山教言》。当代学者评价他:居于乡野,不求闻达,潜心问学,得心学大要,以顿悟为教,以道援儒,汇通佛儒,透过对真心、真性等心体与形体哲学范畴的理解与重新建构,直指人心,抬升心的虚灵明觉品质,发展阳明良知学的知性层面,凸显觉悟和念头对外物的直觉把握能力,与阳明心学的直觉主义相契,体现出较为虚空高明的思维特色。

    对心学的探究,以“律己慎独、恪守孝道、清心寡欲”等特征体现于赵维新的日常生活中。因此,他在民间颇享口碑与尊重。据《明史》载,赵维新居丧之时,“五味不入,柴毁骨立,杖而后起”。乡亲想推举他的孝行,他极力辞谢。丧偶后五十年不再娶。他家垒筑院墙时候,“得金一箧,工人持之去,维新不问”。他家境贫寒,有时候要“并日而食”,仍旧超然自得。赵维新罕见地拥有九十二岁之高寿,无疾而终,也被传为美谈。

 



0
关于我们 | 人才招聘|商务合作|联系我们|网站地图

版权所有:山东聊城中华水上古城 | CopyRight(C) 2014 East All Right Reserved.

技术支持:帕洛阿尔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