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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贤祠七贤

发布日期: 2018-01-18 17:21:23

七贤祠七贤

        在明朝,聊城古城曾坐落着一座七贤祠,是为纪念聊城七位心学传人而建立的。供奉着王道、穆孔晖、孟秋,王汝训、逯中立、张后觉、赵维新等七位贤良。七位贤士都尊崇王守仁的“心学”,心学在聊城兴起后,聊城多处书院相继建起,四方学子汇集东昌,研习“心学”。

尽破世俗拘挛的王道

  为首的王文定道,即王道,字纯甫,身后谥文定。生于明弘治十四年(1478),卒于嘉靖二十六年(1547),武城人。明时东昌府领三州十五县,武城是十五县之一,隶三州之一的临清州。清代临清州升格为直隶州,不隶属东昌府,东昌人也没因此改变对他崇祀的地位。

  荣中进士、深受器重、不断被提拔,却多次辞却任职,杜门讲学,不涉公府——在不少当代人眼中,这样的人简直与傻子无异;但在当年,这个人却有着“圣人”之誉。他就是“聊城七贤”之首——王道。

  据《明武宗实录》、乾隆《临清直隶州志》、明嘉靖以及清乾隆《武城县志》记载,王道“少颖悟不凡”,十八岁就乡试中举。正德六年(1511)中进士,选为翰林院庶吉士。当时,山东盗贼猖獗,为了赡养避难江南的祖母、继母,王道努力争取,坚决地辞了职。次年任应天府学的学官,又“乞奏”赡养老人。后来被提拔为吏部主事、员外郎中,负责选任、考核官员,“选法公平,门无私谒”。后又被辅臣推荐,升任左春坊“谕德”之职,掌对皇太子的教谕。不久,因病归家。在家十余年,他“杜门讲学,足不涉公府”,“性恬淡夷旷,慕邵雍、司马光为人,而笃志力行实允蹈之”。嘉靖年间,被升为南京国子监最高官职“祭酒”。不久,又因病告归。被荐起用为南京太常卿后,历任北京国子监祭酒、礼吏二部侍郎。去世于任上,被追赠为礼部尚书。

  王道两任南、北国子监祭酒,他在治学上不仅主张文化育人,更重视以德育人。《嘉靖武城县志》载:“王道任南监祭酒十余年中,科条严肃,经义德行,各有章程,士类翕然宗之”。王道的作品多是文学批注、论断,亦有许多诗歌散文,地方志等多种作品。

  由于曾在南京任职,王道得以直接听取王守仁讲学,接受了王氏“心学”学说。后认为王氏心学“局于方寸”改受教于大儒湛若水。从儒家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变迁,印证了王道对宇宙世相的宏观深度思考,具有相当的独立批判与探索精神。明人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、郑晓《今言》、王世貞《弇山堂别集》等典籍,均有王道的有关记载,其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可见一斑。作为聊城七贤之首,王道曾供奉在聊城七贤祠内,面世文章有《帝尧庙记》,其它如《易诗书大学意》、《顺渠先生文录》等著作,据说分别藏于温州、大连图书馆。由其行迹、师从、著述来看,文圣人王道对儒学、道学、易学、史学均有精深的造诣。

  据明万历二十二年版《东昌府志》等史料记载,王道“精择强记”,深研程朱义理之学、儒家经典,崇尚平实简易之学。同时,还能够不受“世俗拘挛”,不标立门户。黄宗羲称王道“所论理气心性无不谛当。又论人物之别,皆不锢於先儒之成说,其识见之高明可知。”府志称其自表自著久之,神解怡然,自信尽破世俗拘挛。大概因此,黄宗羲在《北方王门学案·前言》中引说,王守仁批评王道“自以为是,无求益之心”,由此有学者(如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)将其屏王门学派之外。他的《大学亿》《老子亿》《顺渠文录》等著作,独有所到,“持论多前儒所未及”。

  深受朝廷重视的王道,数次辞职,让今人颇为不解;但探究一下当时的政治形势,便可以约略知道个中就里:当年,朝廷不明,严嵩专权,一向刚正的王道,同众臣僚一样对严氏父子十分不满。为了不同流合污,在高官厚禄与道义正气之间,他总是选择后者。

  王道为人为官高洁,颇负盛誉。就连横行当时的严嵩,受命为王道撰写碑志时,也不得不称赞他“端教表率人才,期于俗变风美,入官虽久,自奉如寒素”,“而柄用以福生民、利国家”。在民众心中,王道更是受尊崇到被“神化”的地步。家乡人会在其画像前烧香祈祷,祈求平安。在今人看来,此举似乎荒唐;但公众这种行为里蕴含的对光明公正、幸福安定的殷切期盼,对当今却有着意味悠长的启迪作用。

无遽容疾言的穆孔晖


  其次是穆文简孔晖,即穆孔晖,字伯潜,号玄菴,谢世后谥文简。晖生于明成化十五年(1479),卒于嘉靖十八年(1539),明堂邑县(今东昌府区)人。孔晖少颖悟,下笔即古奥绝人。沉静端凝,为识者器重。弘治十七年(1504)举山东乡试第一。这届考试,由巡按徵聘京官王守仁以部主事典山东乡试,孔晖成为王的门生。十八年(1505)中进士,正德二年(1507)十月,选为翰林院庶吉士,严嵩等授编修,孔晖等授检讨。四年(1509)四月参加张懋、李东阳为总裁官、纂修官的《孝宗敬皇帝实录》成,赏孔晖银十两,纻丝一表里(参见《明武宗实录》卷三一、四九,第770、1126、1128页)。

  “正德间,宦官刘瑾揽权,卿佐皆伏谒跪,唯孔晖与安阳崔铣长揖。瑾怒,发矫旨”(同上《东昌府志》卷一九、“人物”),诬孔晖“以未谙事体,令量调外任”。四年(1509)五月任南京礼部主事。“五年(1510)八月,命南京礼部主事穆孔晖丁忧”,至刘瑾事发被诛,孔晖又复原职(《武宗实录》卷五○,第1150、1153页;卷六六,第1455页)。

  正德六年(1511),同考礼部会试,七年(1512)迁南京国子监司业。后因为父、继母服丧归。服除,改翰林院侍讲,充经筵日讲(参见康熙五十五年版《堂邑县志》卷十五,“人物”上)。在宫阙内抒发自己学经所得,对帝王恳切规劝。嘉靖元年(1522)典顺天乡试。四年(1525)参与修《明武宗实录》成,升左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学士。不久,掌院事兼撰文官,诰敕从此“崇雅革浮”,一时司言者翕然宗之。九年(1514)十二月,奉先师(孔子)神位于文华殿,嘉靖帝谕诸臣各讲经书一通,孔晖取《孟子》最后一篇,发其“见知闻知”之奥,乃献言指切时弊,大略谓“用人者,不肯体圣心,布公道,使私求者易进,直道者难容”。“欲用人之得,其当在听言致其审,偏听则蔽,兼听则明。以一人爱憎之口,为人材邪正之据,则用舍之际,或有未究于理者矣”!闻者伟之。次年春,因阴雨未去讲课,而帝却至,上章自劾,改南京尚宝寺卿。给事中叶洪上言:“穆孔晖,圣代淳儒,留之左右,必能裨益圣德”。因章未转报,十一年(1516)转南京太仆寺少卿,十二年(1517)升太常寺卿,十三年(1518)以疾致仕归(以上见上述《堂邑县志》)。孔晖居官三十年,廉洁清正,“老家茅茨仅蔽风雨”(同上《东昌府志》)。

  在南京任职期间,听受王守仁讲学。在学术上,“初习古文辞,既乃弃去,精研理学,抉其藩篱,务求自得,经藉之外,旁及(程朱)二氏。”(见上述《堂邑县志》)。“初不肯宗守仁说,久乃笃信之,自名王氏学浸淫入于释氏。而守益于戒惧慎独,盖兢兢焉”(《明史》卷二八三,“儒林传”)。

  有关心学的重要论点,如“鉴(镜)照妍媸(美丑),而妍媸不著于鉴。心应事物,而事物不著于心。自来自去,随应随寂,如鸟过空,空体弗碍”;“性中无分,别想何佛何老”等等(黄宗羲:《明儒学案》卷二九,《文简穆玄菴先生孔晖》及《堂邑县志》)。

  孔晖“平生安徐恬愉,无遽容疾言,事变猝至,人所心动而神茹者处之,怡如也。所著《读易录》、《尚书困学》、《前汉通纪》、《读史通编》、《游艺集》、《大学千虑》和《玄菴晚稿》若干卷。卒赠礼部右侍郎,谥文简,予祭葬”。墓“在城东北三里,有国子监祭酒王道志铭,其谕祭文则尚书湛若水撰”(同上《堂邑县志》卷十五“人物”、卷七“丘墓”)。

万夫不能夺志的孟秋

  位列第三的孟清宪秋,即孟秋,字子成,学者称我疆先生。辞世后谥清宪。生于嘉靖四年(1525),卒于万历十七年(1589),茌平人,“世居张秋”(康熙九年《重修张秋志·人物志》)。

  秋自幼凝重端淳,读诗书即通大意,不为训诂所束缚。早岁从老师学《毛诗》,自学到《桑中》诸篇,即弃去不再读,换读《尚书》。听说“张弘山先生讲阳明之学,遂执弟子礼受业,发愤慨慕修。家贫甚,尝撤屋瓦鬻之,以供膏薪”(上述明本《东昌府志》卷十九,“人物”)。

  隆庆四年(1570)恩贡入太学,隆庆五年(1571)中进士,历任县令、兵部郎中、刑部员外郎、尚宝寺少卿等职。孟秋为人正直;为官期间处事深得民心。在昌黎县令任上;曾“省徭役;兴学校、平刑狱”。离任之时,昌黎百姓上千人截道苦苦挽留,场面感人。

  到大理寺任职后,曾以职方员外郎的身份督视山海关。由于朝政腐败,官兵纪律废弛,一些为非作歹者任意出入关禁而无人敢阻。孟秋赴任后,立即对守关边军进行整顿,严格军纪与关禁,深得当地军民欢迎。著名学者焦蛇赞誉他:“笃学力行,苦节清修。以名儒特闻,以廉吏令终。治县县治,治狱狱理,司马马蕃,司刑刑清,司玺玺慎,投之所向,恢恢乎游刃而解”。孟秋为官清廉,敢于直言;因此得罪一些官员。万历九年(1581),京察中他受到一些人的攻击,罢官回乡。归途中与妻子共驾一辆破牛车,没有一件值钱的财产,沿途百姓皆为之叹息:“昔镇之者黄金满载,身名俱亨,今自苦如此而不得安其位,廉吏安可为也?”(《明史》卷二八三,“儒林传”)巡抚都御史许孚远平日与孟秋要好,孟秋回乡后他曾去孟家拜访。所见孟秋的住房仅是几根缘木支撑的茅屋,破陋不堪,唯有大批书籍堆置房中,孟秋每日在书堆中勤奋读书。许孚远见此,感慨万分,称“孟我疆风味,大江以南未有也”。(乾隆四十二年《东昌府志》卷四十一、八页)。

  “时政更新,起刑部主事,积升尚宝寺卿。当公之在都门也,一以会友兴学为事,所论学诸书具予刻”(民国十五年《茌平县志》卷一二,“艺术志·文艺”)。官位虽六品,朝中官僚却“仰若山斗”,陆续拜访。

  万历十七年(1589)卒于官,“贫无以殓。御史钟化民为特建一祠”(同上《重修张秋志·人物志》)。吉水人邹元标称颂“东鲁仁贤彬彬矣,力承正学我疆孟公其最也”。御史姚思仁称“今学士大夫谭圣贤之学者,皆曰齐鲁复有孟子,盖谓我疆先生云”。孟公“以名儒起家,以廉吏令终”(同上《重修张秋志·艺文志·孟我疆先生墓志铭》)。“廷臣为请谥者章数十上,天启初,赐谥清宪”(《明史》卷二八三,“儒林传”)。

  然而,在另一面,人们却能发现孟秋精神上的“富有”:《道脉说》《大道吟》《气志吟》……这批慷慨深沉的著作,是他的另一种“财富”。“黄金满载非吾愿,白手还家未足羞。独来独往原自我,浩然天地一虚舟。”“丈夫自有经纶事,物外逍遥亦放心”。这些诗句,是他内心充实、恪守品格的写照。

  孟秋心中这种深厚、强大的正气,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以坚守良知、积极行动、严于律己为特征的心学。他的心学论点有:“曾子之学,一贯之学也……析而言之曰修身也,正心也,诚意也,致知也,格物也,若名目之不同,合而言之则一也。何也?自身之神明谓之心,自心之发动谓之意,自意之灵觉谓之知,自知之感应谓之物。心意知物,总而言之一身也。正者正其身之心也,诚者诚其心之意也,致者致其意之知也,格者格其知之物也。格致诚正,总而言之修身也。道无二致,一时俱到,学无二功,一了百当,此一贯之道也”。(黄宗羲:《明儒学案》卷二九《尚宝孟我疆先生秋》)。

  孟秋是同乡知名学者张后觉的弟子,在学问上也多承其师。他与河南知名学者孟化鲤过往甚密,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,影响较大。黄宗羲称二孟(孟秋、孟化鲤)如“冰壶秋月,两相辉映,以扶家传于不堕,可称北地联璧”,给予很高评价。孟秋在学术上主张王阳明“致良知说”,反对程朱理学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。他认为“人欲无穷,去一日,生一日;去一年,生一年;终生去欲,终生多欲,劳苦烦难,何日是清净宁一时耶?”他赞成良知说,认为“良知未有不现成者”。他举一个防备盗贼的例子,说如果“家无长物,空空如也,吾且高枕而卧,盗贼自不扰我,又何用未来则防、即来则逐乎?”孟秋强调的是追求良知速成说,实际上也是掺和了佛教禅宗的顿悟说,被人称为是“禅学化的王学”。但这种学说的影响在山东仅限于鲁西北地区,在山东其它地区,传统的程朱理学仍占据主导地位。

方严疾恶的王汝训

  王恭介汝训,即王汝训,字师古,号泓阳,谥恭介。聊城县(今东昌府区)沙镇王楼村人。生于嘉靖三十年(1551),卒于万历三十八年(1610)。

  汝训天资聪颖,自幼刻苦勤学,七岁读完四书五经,人称“神童”。在私塾读书时,听到老师与朋友谈志向,他们的目标是“志在温饱”。汝训立即奋笔直书“立朝行已大节千余言”的宏伟大志。后从师穆孔晖门人,得王守仁“心学”要旨,学业大进。

  隆庆四年(1750)、也就是十七岁中举,五年(1571)、二十岁中进士,授元城知县。赴任前,将先世遗留资产分给乡里贫穷亲故,仅留薄田数亩备日后自用(参见宣统二年本《聊城县志》卷八,“人物”)。任内内察外访,果断处理县内历年积案。一伙盗贼以为他收受了贿赂才这样迅速决结,便夜入居室抢掠。汝训给他们钥匙,令其开箱自取,贼遍屋翻找,仅有破衣散钱和几袋粮食。贼叹息:“我们误解了大人。”便叩头谢罪而去(参见嘉庆本《东昌府志》卷二八,“列传”三)。

  万历五年(1577)升刑部主事,后改任兵部主事,给事中。此间朝内党争剧烈,万历帝忠奸不明。有个海宁人陈与郊,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、次辅王锡爵的门生,他依附吏部左侍郎、兼东阁大学士、首辅申时行,仗势横行朝野,无人敢阻。王汝训挺身而出,抗疏数其罪:“陈与郊今日荐巡抚,明日荐监司。每疏一出,受贿狼籍。部曹吴正志一(揭)发其奸,(即)身投荒徼(边城)。吏部尚书杨巍亦尝语侍郎赵焕,谓(陈)为小人。乞速罢谴”。进而对当朝时政猛烈斥责:“科道以言为职,乃默默者显,谔谔者绌,直犯乘舆,屡荷优容;稍涉当途,旋遭摈斥。言官不难于批鳞,而难于借剑,此何为也?天下惟公足以服人,今言者不论是非,被言者不论邪正,模棱两可,曲事调停,而曰务存大体。是惩议论之纷纭,而反致政体之决裂也。乞特敕吏部,自后迁转科道,毋恶异喜同,毋好謏丑正”(《明史》卷二三五,“列传”一二三)。杨巍怕得罪权奸,影响自己,扣压本章,调汝训去南京。

  不久,陈与郊悒悒而死。汝训复调京为掌礼乐郊庙社稷的太常寺少卿。祭祀飨庙皇帝违礼不亲去,汝训极谏,帝很气愤,但“以其言直不罪也”。不久,升太仆寺卿。少卿为副,卿为寺之长。又调任掌皇室祭品、膳食的光禄寺卿(参见同上各书)。

  王汝训任光禄寺少卿时,海宁县陈与郊官居吏科给事中,是大学士王锡嚼的学生,依仗申时行的权势,行奸受贿,进谗言,害忠良,恣意横行,危害甚重。汝训不畏权势,上书力数其罪,力除贪官污吏。不久,汝训升任太仆寺卿。当时光禄寺中每年费用达二十万两,到汝训上任,已滥增四万有余,汝训根据会典条例,请求万历帝全部裁去内府中吃闲饭的人,万历帝不许。

  万历二十一年(1593),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,掌监察弹劾官吏。这年“大计京官”,即三年一次对官吏考核,“一时公论所不及者,贬斥殆尽”。此时首辅王锡爵的一些亲戚朋党在“贬斥殆尽”之列,他速还朝,上疏庇护,诬陷治罪论劾这些贪官的官员。阁臣皆震憾。“于是佥都御史王汝训,右通政魏允贞……等交章论救”这些被诬陷的官员,疏上,昏庸的万历帝大怒,将交章求救的言官大部夺俸削职(岳麓书社,1999年版,《明通鉴》第1974页)。

  万历二十二年(1594年),汝训任左佥都御史,很快又升右付都御史,浙江巡抚。汝训清廉耿直,扬善抑恶。巡抚御史南昌彭应参,也是以刚强耿直著称。二人志向相同,合力锄霸安良。那时浙江省乌程县老尚书董份,祭酒范应期横行乡里,民怨沸腾。汝训要依法将其绳之。适值应参巡查路经此地。怨恨应期者达数千人,拦路诉状。请求应参为民伸冤。应参手持诉状,甚为急愤,于是传书乌程知县张应望弹劾应期,严加审处,应期畏罪自杀。其妻吴氏,恶人先告状,上朝向万历帝“诉冤”。万历帝偏听偏信,随命逮捕应参、应望入狱,撤消汝训职务,并谴责吏部都察院用人不当。尚书孙丕扬、都差御史袁员吉等主动承担罪过,以此解脱应参等人之罪,达到营救目的。但万历帝怒气未消,即贬谪救应参的给事中乔允等人,负罪调任外地。此时,谏官也趁机诉汝训、应参及乔允,万历帝更加气愤。诏书传来,从重谪降乔允,以致除名,贬应望发配到烟雾腾腾,湿气漫漫的南方荒远地带;应参、汝训削职为民。

  汝训家居十五年,著有《东昌府志》二十二卷,为聊城地方史延续奠定了基础,立下不朽之功。再起为南京刑部左侍郎,后改任工部左侍郎。当时工部以助修大工程为名,开始收矿税。以后,所收矿税则全部收入国库,不再用作工程修缮。而工程需四方采用木材,所需费用即达千万银之多,工程费用日益不够支付,为此,汝训屡次请国库发银助工,但屡不得回复。在工部任职年余,才将积弊清除。以后凡不按条例请求开支费用者,汝训执奏一概不许,节约费用达数万两。卒后,赠工部尚书,谥恭介。生前纂有《东昌府志》二十卷,《疏草》二卷,文集六卷藏于家中。

屡谏权奸受挫弃官治学的逯中立

  逯给谏中立,即逯中立,字与叔,号确斋。聊城县(今东昌府区)人。万历十七年(1589)进士,初授行人,继为吏科给事中,后进兵科给事中。因给事中“掌侍从规谏,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”(《明史》卷七四,“职官志”三),又称给谏。给事中仅为七品,然而,由于所任职务,更由于“遇事敢言”的品性,逯中立多次置个人得失于不顾,刚直奏议。其中,因为直言,他“一忤旨停俸,一见忌辅臣,一被贬外授”。三次挫折,在后人眼中,成为他人生中的三大亮点。

  所谓“忤旨停俸”,是说万历二十一年(1593),吏部左侍郎赵用贤被冤屈免职,高攀龙等五人上疏求救被贬谪,逯中立于是奋起抗疏。结果被认为“不顺从旨意”,罚停俸一年。

  而“见忌辅臣”,是说逯中立升“兵科给事中”后,恰逢“有诏修国史”,重臣王锡爵举荐他的门生刘虞夔为“总裁”。因为刘虞夔曾“受劾罢官”,很多人认为不妥。逯中立反对尤甚,因而“冒犯”了王锡爵。最后,虽然召用之令被撤销,但逯中立却招致“见忌辅臣”,即不准再见辅佐朝廷大臣的打击。

  所谓“被贬外授”,是指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“吏部郎中”顾宪成因故被削籍,“给事中”卢明诹上疏求救,也被贬秩。于是,逯中立上言建议,应明辨操行纯正之人。结果触怒皇上,被贬为陕西按察司知事。

  《四库总目提要》对逯的其他奏议,认为“其《请罢织造》、《论东倭》及《请停例金》,虽事不施行,然亦皆铮铮不阿,无愧封驳之职”。

  或许他基于对受迫害同仁的同情,愿与他们同舟共济,或许权奸当道的气愤而引疾、弃官归籍。

  同期被革职的顾宪成回到故乡无锡,与弟允成和此间受贬的高攀龙、钱一本、史孟麟、邹元标、冯从吾等汇集这里,维修了东林书院,建立东林书会。他们以“实学以救世,天下为己任”为宗旨,每年一大会,每月一小会,会期各三日。在讲习之余,指陈时弊,裁量人物,锐意图新,为朝野倾慕,当时海内学者以东林为楷模。

  逯中立归家后,家徒四壁,也来到东林书院与同志一起讲学,聊城的门生任化民、梁廷辑、耿如杞、白楹等一批学子均得其宗旨,堪做国家栋梁之材。掌铨者屡疏起用,魏忠贤阉党皆不报。在国家危急时,他的门生多为忠烈。如耿如杞,后来的东昌五大家之一,官至右佥都御史、山西巡抚,请缨捍卫京城,受阉党诬陷遇害;白楹任陕州卢氏知县,崇祯八年十一月贼陷卢氏,自刭而死,《明史》尊为忠烈。

  中立“家居二十余年,安贫乐道,于《易学》尤邃(精深)”。病重调换床席时,他援笔书曰:“生而不能显扬,是负吾亲也;仕而不能竖立,是负吾君也;昂昂七尺之躯而甘为碌碌之庸夫,是负吾身也;三十而学道,五十四而无闻,是为天地间之罔人也!已矣,遂瞑。及门(人)皆縗经絰治丧,私谥直方”(同上《聊城县志》,卷八,“人物”)。知府岳和声刻其著《读易剳记》,置其主于乡贤祠,高攀龙、冯从吾诸公闻讣为其设位哭,并撰文以祭。光宗即位,赠光禄寺少卿。

无一言不契于心学的张后觉

  七贤中,张后觉职位又低,又未亲受王阳明之教;但他在延传心学方面的功绩却不可小觑。

  张弘山后觉,即张后觉,字志仁,后学尊为弘山生先。茌平人,生于弘治十五年(1502)。出自书香门第,其父文祥,由乡举官任广昌知县。后觉“状貌魁梧,美须髯,轩眉广颡,见者倾敛,其事亲考,遇宗党有恩。与人交,恂恂恭让”(张元忭:《弘山先生墓志》)。

  《明史》称其“生有异质,事亲孝,居丧哀毁,三年不御内”。

  北方阳明心学的流传,主要有两个分支绵延于明代中后期:一支是王守仁—刘魁—尤时熙—孟化鲤—张信民、吕维棋—冯奋庸,流传地主要在河南洛阳一带;另一支是王守仁—颜钥、徐樾—张后觉—孟秋、赵维新,流传地主要在聊城一带。清代著名学者黄宗羲所著《明儒学案》,“北方王门”仅纳三人,张后觉及其学生孟秋均列其中。

  张后觉在心学传承方面有成就、有贡献、有影响,跟他的好学不怠大有关系。据《明史》载,张后觉“早岁,闻良知之说于县教谕颜钥,遂精思力践,偕同志讲习。已而贵溪徐樾以王守仁再传弟子来为参政,后觉率同志往师之,学益有闻。”另据史料记载,他还曾受业于心学的另一支传承者尤时熙。

  后来,他担任了华阴训导。在任期间,恰逢地震,受命代理县务,救灾扶伤,深得民心。离职归乡时,“士民泣送载道”。

  东昌知府罗汝芳、提学副使邹善,与张后觉十分契合。邹善为他建了“愿学书院”,吸引四方读书人向学习;罗汝芳也建了“见泰书院”,时常与他切磋学问。而张后觉“仍以取友未广,北走京师,南游江左,拜访名流学者,切磋学问,务以亲贤讲学为事,门生弟子日进,遍及大江南北。”

  不懈的进取,使张后觉学问日进。有当代学者认为,张后觉创建起了“以良知为本体,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良知”的“良学”体系。其论最著名者,有谓“良即是知,知即是良,良外无知,知外无良”;再谓“人心不死,无不动,时动而无动,是名主静”;还谓,“真知是忿忿自惩,真知是欲欲自窒,惩忿如沸釜抽薪,窒欲如洪炉点雪,推山填壑,愈难愈远”(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卷二九,《教谕张弘山先生后觉》)。学术上的造诣,也使他影响益广、声望渐高。当年,“凡吏于其土及道经茌平者,莫不造庐问业”。他的门生赵维新(也是七贤之一),将先生所言汇编成《弘山教言》,其影响更深地渗入学生心中。隆庆五年(1571)的状元张元忭,曾拜访他的门生孟秋,一天的交谈之间,孟秋十几次引用到老师的话,令张元忭感慨不已。在孟秋推荐下读过《弘山教言》后,张元忭不禁赞叹:张后觉在学问方面不玄远、不牵强,真正得到了心学要旨。

  后觉家居逾二十年,日夕琢磨,盖不知其身之不遇与老之将至。万历六年(1578)七月三十日卒,享年七十有六。郡守李士登建专祠祀之。

辑师言传世的赵维新

  赵素衷维新,即赵维新,字素衷,一字文野。生于嘉靖四年(1525)。茌平人。他在心学传承方面的两大贡献,一是将老师张后觉的言论辑为《弘山教言》,成为当时的学者学习心学的“经书”;二是著出《感述录》六卷、《感述续录》四卷,体现了他作为北方阳明后学重要人物对中国哲学的融合与创新。

  据《明史》载,他二十岁时师从张后觉学习“良知之学”,得良知学要义。后应东昌太守李瀛阳之邀,讲学东昌,“信徒益众”。考取“岁贡生”后,做过“长山训导”。50岁时,他将与张弘山所谓师生问答辑成《弘山教言》。成为一时学者苦学心学的“经书”。状元张元忭居京师,从一友处得知孟秋。张每叩其所,都听到孟秋“吾师云……吾师云……”的朗读声。而问其师,则答“吾邑弘山先生也”,所读即《弘山教言》。

  著有《感述录》六卷、《感述续录》四卷。此二录即维新感其师张后觉之言而述,故曰《感述》。前录皆记后觉讲授四书之义,《续录》前二卷皆自述讲学之旨,第三卷为诗文,第四卷则附录维新行略及张元忭、孙鑛诸人评语。该“感述”收录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91册。近代学者认为感述录的学术思想:(一)重新提出“心体”的哲学范畴。与“本体”、本原等观。在素衷看来。所谓的“心体”主要是包含道心、本心、良心、人心等意义的范畴集合。(二)发展“性体”工夫论。重新提出“天体”、“真体”、“本体”等新的哲学范畴。再次强调善与真的道德价值。(三)重新提出“天体”、天理和天道的重要性,让心性本体回复到天真和天和状态。实现天人之间、道德与自然之间、内外之间的互动与和谐,即让心性达到万物一体的胸怀和境界。

  赵维新的最高官职是训导,与另一位训导在教谕的领导下给几十个生员讲学。其领导教谕在明代是从九品,训导没品级,称未入流。位虽卑,但身居乡野,仍关心国家大事。通过当时的传播途径知道朝内魏氏结党迫害忠良,所崇敬的同志批批受贬、革职。他忧国而无奈,只有借历史事件作诗抒发自己的心声。在《宣尼遗址》诗中云:“鸣犊风传未渡时,曾将木铎暂栖迟。千年元气隐然在,城社虽更址不移。”宣尼,是汉追封孔子的谥号宣尼公的简称,即孔子。孔子不得用于卫,欲赴晋国讲说他的政见,行至茌平黄河渡口,听说鸣犊被晋国专横的正卿赵鞅所杀,乃停去晋、返鲁。所说鸣犊,即窦鸣犊,是春秋末期晋国贤大夫,被赵鞅杀后不久,晋即“因殒鸣犊,秦人入疆”而亡,赵氏乘机建赵国。他诗的意思是:鸣犊被杀的消息传到孔子将过河的渡口,他就将去晋国宣讲政见的计划息止。这事情虽已越千年、正义的元气仍然隐在,朝代社稷虽多次变换、发生事情的地址没移、这段历史永存、给人的教训未变!这是多么痛心疾首的感慨啊!也是暗示当时帝王似晋王样的昏庸,当朝的权臣似赵鞅,圣贤谁敢去效力啊!

  赵维新与人民休戚与共。在他的《蜂螫蝗蝻》和《罗公井》诗里,充分表现了民患他忧,民喜他乐的心情。

  赵维新为传播心学做出巨大贡献。当代学者评价他:居于乡野,不求闻达,潜心问学,得心学大要,以顿悟为教,以道援儒,汇通佛儒,透过对真心、真性等心体与形体哲学范畴的理解与重新建构,直指人心,抬升心的虚灵明觉品质,发展阳明良知学的知性层面,凸显觉悟和念头对外物的直觉把握能力,与阳明心学的直觉主义相契,体现出较为虚空高明的思维特色。

  对心学的探究,以“律己慎独、恪守孝道、清心寡欲”等特征体现于赵维新的日常生活中。因此,他在民间颇享口碑与尊重。据《明史》载,赵维新居丧之时,“五味不入,柴毁骨立,杖而后起”。乡亲想推举他的孝行,他极力辞谢。丧偶后五十年不再娶。他家垒筑院墙时候,“得金一箧,工人持之去,维新不问”。他家境贫寒,有时候要“并日而食”,仍旧超然自得。

  万历四十四年(1616),赵维新“年九十二,无疾而终”,也被传为美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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